二是晚近以来我国行政法的功能定位主要着眼于行政法是控权法，遵循法无授权皆禁止，认为行政主体不存在意思自由的空间，依法行政是行政主体的内在要求，意思表示无关紧要。
即拒绝权(Right to object)和自动化个人决策方面的权利，包括存档(Automated individual decision-making, including pro?ling)。德国宪法层面的人格权的规范依据是《基本法》第2条第1款的规定：人人享有个性自由发展的权利，但不得侵害他人权利，不得违反宪法秩序或道德规范。
这标志着欧盟建立了统一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制。而个人数据保护权的主体是一切自然人。实际上，隐私权并不是一种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而只能是一种审慎权(prudential right)，其要旨在于理性的个体会同意去承认部分隐私权，因为保障这些权利将有益于社会[24]。即便是在重视一般人格权的德国，其内涵也是比较模糊的。在大数据条件下，信息隐私与个人数据保护是高度重合的主题。
欧盟国家的一系列诉讼令谷歌等大公司修正自己的隐私政策，有力保护了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用户权益。虽历经周折，《条例》出台仍然标志着适应信息社会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制在欧洲诞生。我不知道如果把这个制度引到中国，会有什么结果。
第三，有助于改变我们社会缺乏共识的局面。所以技术的背后肯定有风险。在我们国家，国家的精神力量，就是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核心价值。人类之所以需要法治，就是要思考科技可能带来什么样的非理性的后果，如何通过法治降低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与非理性，如何通过宪法控制科技对人类文明、尊严与未来的威胁。
最终，由于我国不能代孕，他们通过代孕公司在老挝找了一个代孕的母亲，等小孩生出来以后带回来，现在小孩快一岁了。把科学和技术放在一起简称为科技，这是不准确的。
所以按照这样一个逻辑，胚胎它不是物，是生命的承载物，可以视为生命。所以，大国之间力量的所谓平衡，未必都是以和平为基础而建立，而是靠强大的核武器的威慑力。根据国务院通知，政府要支持人工智能的研究与开发。为此，教育部配合文件印发了《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它提出要培养人工智能加法律横向复合型人才。
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感到，有时人越来越感受到人越来越客体化，为了国家、为了某种目的可以牺牲我们的健康和生命，甚至有的时候在整个国家发展面前，人成为一种客体化的东西，日益远离宪法上的尊严价值。今年政法大学今年上半年也成立了人工智能法学院，然后要在今年暑假，在重庆召开首届人工智能法学教育高端论坛。宪法上的尊严就是指人具是主体性的、目的性的存在，绝对不能客体化。但是科技对选举的控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任何时候，无论以任何理由，把人性边缘化而取得的任何一个辉煌、任何一个所谓的成果，都不符合我们所追求的法治理想，更不符合社会共识。所以政府不要轻易地表态。
人工智能的人则不同，它可以造一百个、一千个。我们要建构一个良好、和平的国际秩序，每一个国家都通过宪法来建构和平权与发展权。
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二）隐私权问题 人类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隐私的基础上，隐私的意义不仅仅是个人信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而是关乎人的尊严，是人的尊严中最核心的内容。在座的各位同学，可能都有手机，我们的生活似乎离不开手机。爱国主义通过宪法规范能够得到具体的体现，没有对国家的认同，不可能有爱国主义情怀。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最大的考验：是选择坚持人类控制技术的文明发展史，还是要改变人类文明史，让所谓的无机生命代替有机生命。但是他提了一个问题，便捷性和隐私之间你要选哪个？一般情况下会平衡，但是不能平衡的时候，权利有冲突的时候选择哪个？按照宪法理论，只要与生命权相冲突的时候，其他权利都是可以牺牲的，因为是生命第一。
在核武器面前，法学到底有没有用？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能够制约核武器的和平的这样一个秩序。那么，律师行业未来是不是肯定会被AI律师所代替？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这里暂且不谈这个理由是否成立，在国际社会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化学武器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用的，但是核武器并不是绝对禁止。自动的武器，人类是可以控制的。
比如辽宁、衡阳贿选案的行贿人，如果掌握了这门技术，那么他们就不用再去行贿，完全可以通过技术去影响选举结果。如果个人自己放弃所有的权利，那只是个体的选择，但是作为公众而言，宪法应该履行维护共同价值的使命，这才是我们未来让宪法具有共识的一个趋势。
从启蒙时代开始，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及正在经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宪法一方面推动科技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尽可能降低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非理性和对人的尊严的侵害。司法机关纷纷推出智慧法院、智慧检察院等。英美媒体报道称，剑桥分析公司曾受雇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和英国脱欧全民公投的脱欧阵营。警察就问：我们看犯罪嫌疑人手机的时候，还要有一个手机的搜查证吗？法官说你还要申请一个住宅的搜查证，把手机视为住宅，这是两个案件，不是一个案件。
从宪法上说，不应该为了便利牺牲你的隐私。大家发现了没有，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的学术立场是清楚的，在科技与宪法问题上，我始终站在一个相对保守的立场上，关注如何以预防性功能降低人工智能的非理性风险。
答案就是，如果不以宪法控制科技的非理性，一百年以后我们将面临无法想象的社会。（五）克隆人技术问题 在国际上，宪法学界在科技技术的相关问题面前争论比较大的，相对比较成熟的理论就是克隆人的问题，一句话来说就是，人能不能克隆？技术上是完全可以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其他国家，但是国际社会基本的共识是，对人的克隆是违背人的尊严的，它会改变人的尊严。
人作为法律上保护的主体，特别是受宪法保护的主体，其权利必须由国家来保护。提要：法学的使命不是赞赏科技发展带来辉煌的成就，而是要审视科技可能带来非理性的后果，以及如何通过法治降低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与非理性，如何通过宪法控制科技对人类文明、尊严与未来的威胁。
如果我们说盲目地调整秩序，那就使我们以宪法基础建构的国家制度、法律秩序，包括人们的期待，都会处在不确定当中，我们要给人民的未来生活给予一个确定性。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是： 1. 从科技发展历史上看，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到思想解放，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科技革命，或者第四次的工业革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政府这个时候在哪里？政府基本的立场是应该禁止膨胀的技术，还是鼓励和支持科技技术？我个人的判断是，当科技技术具有风险，还没有成为一个完全成熟技术的时候，政府是拥有公权力的，对于某一个技术应该保持适度的保守立场或者中立的立场比较好。如果把技术（如人工智能科技）加以神化，目的崇拜，自我降低人的主体性，自愿成为一个客体化、工具化、边缘化的存在，那我们的令人自豪的、有尊严的、有机生命的人类文明史将宣告结束，我们将会到远处去，让无机生命来代替人类。宪法所建构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是每个人的价值，而人的价值前提是有生命。
所以技术永远是手段，人永远是主体，所以应该期待人类主宰技术的未来，不应该让技术主宰未来。没有宪法不可能有科技技术，而没有科技技术推动的宪法，也会失去动力。
总之，在当代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化，科技发展具有不确定性的世界面前，我们要更加珍惜人类文明的价值，更加重视宪法功能和宪法价值，更加强化宪法的价值共识——人类共同体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的价值，让宪法真正成为这个时代最具有价值共识的最高法、高级法。提问2：您刚才有说到关于个人信息，或者是个人隐私和科技发展、信息流通之间矛盾的问题。
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真正的克隆人来到这个世界，人类会怎么样？你是否欢迎克隆人来到你身边？它违背了宪法和法治的什么样的一个原理？ 有一份报告称，中国的克隆技术是很发达的。（一）人工智能技术问题 人工智能是大家谈论最多的一个议题。
